凡遇到困难、需要解决大问题，改善生活、发展经济是每个人的愿望，总会有人想办法，出头面对困难抓住新的机会，这个摸石头过河的力量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对惯于部门利益各自为战的中国各大部委来说，试验田也是一块试金石。他认为，自贸区建设的目标不是传统的由优惠和特殊政策构成的政策洼地，而是可复制的先行先试的改革试验区。
因此，可以规划一定的区域专门搞离岸金融，实行特别的外汇管理、税收优惠（甚至是完全免税）等制度安排。所谓人民币跨境双向贷款是指，境内金融机构可向境外企业做人民币贷款，反之，境外金融机构也能向境内的企业做贷款。资本项目在前海或自贸区若打开一个口子之后，对资金的进出还是有很大压力的。自企业搬至前海之日起，不仅没有享受减免税收政策，公司至今无法开展离岸金融的业务，因为还在苦苦等待外管局QDII额度的批复。离岸金融的QDII额度审批程序的确很复杂很严格，复杂宏观经济形势背景下，国家对此很谨慎。
这位上海金融界人士甚至认为，自贸区的开放力度超过其预期。因为资本项目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改革过程，不会一步到位。在中国，这样的劳动者估计要占70%。
中国也可以立法规定不准辞退大龄劳动者，年老体衰的，企业要作妥善安排。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以中产阶级为主的，而中国社会则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这是一个极大的差异。只不过，这样一来，企业就又回到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那种冗员状况了。现在可以做的，只能是晓以利害，先把损害人民利益最大，也最容易引起社会动荡的延退或延领压制住再说。
但是，对延退或延领的问题上又不能让步，因为如果一拍脑袋就定了，接下去……后患无穷。《南风窗》：在社会普遍对延迟退休反对意见非常大的情况下，从公开报道出的信息看，人社部聘的养老保障改革研究团队几乎没有专家公开反对延迟退休。
最近又有一个数字，说10年能够节约养老金3600亿元，那就是每年360亿元。公共政策不是私人政策，受到政策影响的大多数民众需要有代言人进入政策议定过程。在普通老百姓看来，200亿元或360亿元肯定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大数。美国现在3亿人，1.5亿的劳动年龄人口，比我们少很多，但美国现在创造的社会财富规模多大？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几个人养几个人，还要把劳动生产率的因素考虑进去。
在发达国家，中产阶级要占到60%以上，而劳工阶级一般只占20%左右。但现在人社部有关人员和某些研究机构却在利用养老改革名义，希望用所谓的改革方案强推延迟退休，有人担心这样的改革是在为体制内不愿退休的官僚谋取特殊利益。我们的养老保险制度，号称社会统筹＋个人账户，但是，作为一种模式，其实只存在于政府文件中。中国的社保研究领域的某些人士，不去比较这些，却宣称要延迟退休来补所谓的养老金缺口，但因为延迟退休减少的养老金支出对整个公共财政而言，到底有多大意义？ 唐钧：的确有专家计算过，把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可以每年节约养老保险基金200亿元：少发160亿元，多收40亿元。
养老是财政分配问题 《南风窗》：养老保障作为一个公共品，个人和雇主缴纳部分养老金并不能改变政府的公共财政必须对养老保障进行投入和托底的原则。 就业压力乃最大 《南风窗》：有言论说延迟退休可让到达退休年龄的人力资本继续得到利用，但是已经到达退休年龄的人中，市场对其人力资本有需求的只是极少数，并且现在的退休制并没有阻拦这一小部分人力在就业市场获得各种形式的再聘用。
不过，清华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在讲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和效率问题。如果要延迟退休，50岁以上女性和60岁以上男性将成为庞大的失业无收入群体，这对社会稳定的巨大危害，政府和社会是否能承受得了？ 唐钧：首先纠正一下，中国现在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女性40岁以上，男性50岁以上，就会进入一个就业困难期。
而地方政府的政绩和财政都要靠企业，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地方政府、单位和劳动者三方利益是一致的。一个国家人口越少，当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时，劳动力的摆布和周转就会很困难。因为劳动时间特别长、劳动强度特别大的特殊国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工人，一般男性到了50岁，女性到了40岁，就感到力不从心了。 养老无关几人养几人 《南风窗》：还有人说西方发达国家在推迟退休年龄，但他们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雇主方对50多岁的就业者或者求职者没有歧视，如果不是企业破产或者亏损，往往都是终身雇佣制，而且他们的失业保障是非常完备的，在西欧，失业者领取住房补贴和生活津贴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直到找到工作为止，对刚毕业的年轻人也是一样。对于大多数退休后养老金将是维持生活唯一经济来源的劳动者，领取养老金和退休也就是一回事。唐钧：其他的方案没有见到，但就清华方案而言，方案的八个部分中只有第五点讲了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
不少地方都在探索化解这一矛盾的具体措施。较有影响的是让进城农民以土地换社保、宅基地换住房的两换措施。
要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补偿机制。保障生活在农村的这部分人共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的成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需。
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对于2010年中国战胜各种风险、克服各种困难，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但是，粮食连续增产的时间越长，可能离减产的拐点也就越近。
近两三年的情况已经证明，国际市场大豆和油料涨价，国内食用油也只能跟着涨价。如果扣除在城镇就业但未享受到市民待遇的农民工及其家属，保守的估计是，目前公布的城镇化率将降低10个-12个百分点。要加快构建让农民更多分享农地依法转用后增值收益的机制。否则，我们将难以保证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中的农业发展和农村稳定。
因此，才需要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其中，7个主销区2009年的自给率仅为34.6%，比2005年又下降了4.7个百分点。
就粮食品种的产需结构而言，稻谷尤其是粳稻明显处于紧平衡，玉米基本平衡，小麦可略有结余，但大豆的供求缺口在持续扩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必须的，但应当在坚持土地用途管制和农地农用的前提下推进。
土地用途管制是世界各国实行土地管理的基本原则，中国也不能例外。因此，加大力度建设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使其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接轨，才是农民转为市民的最可靠保证。
而农地农用，在中国现阶段不仅是指耕地的用途不能随意改变，而且还指耕地只应由农民使用，农村的建设用地只能由农民和农村集体组织自己使用，否则农民的土地权益就难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土地的用途管制也难免不被冲破。进入 陈锡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工业化 城镇化 三农问题 。应该说，在中国现有的农业资源条件和生产水平之下，中国农产品的综合消费水平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农产品的综合生产能力。与此同时，农民收入也将有明显增长，预计人均纯收入可达到5700元以上。
就地区的产需结构而言，粮食的产能越来越向主产区集中。但是，正在继续加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对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正在发生着越来越深刻影响，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在这一年中，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仍未过去，自然灾害的摧残更为肆虐，通货膨胀的预期在逐步攀升。为此，必须抓紧落实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宅基地使用权长久不变的政策要求，使农民在工业化、城镇化的大潮中拥有可供遮风避浪的港湾。
首先，是要让公民交出自己的合法财产权益，才能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与法无据，不合情理。以拆除农民住宅、撤并村庄的办法，来将农村节约的建设用地用于城镇，固然解决了城镇扩张缺地的问题，但却把诸多的矛盾和冲突留给了乡村和农民。